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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年会

第九届年会:1997年8月,江西南昌

第一届年会:1981年10月,四川成都

第二届年会:1983年5月,安徽合肥

第三届年会:1985年7月,云南昆明

第四届年会:1987年12月,广东广州

第五届年会:1989年11月,浙江杭州

第六届年会:1991年11月,福建厦门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纪要

第八届年会:1995年8月,贵州贵阳

第十七届年会:2014年9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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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纪要
2010-09-17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纪要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于1980年10月21日至27日在武汉市举行。
       早在1957年,有关单位和一些同志就曾发起筹备成立全国语言学会。他们草拟了章程,并且发出了倡议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全国语言学会一直没有能够成立,事情一拖就是二十多年。
       粉碎“四人帮”以来,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恢复或成立了语言(语文)学会,还成立了好几个语言文字专科学会、研究会。在这种情况下,广大语文工作者要求尽快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希望通过它在全国范围内更广泛地团结语言工作者,推动语言研究工作,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1980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对这件事进行了研究,并同北京、湖北、安徽等省、市语言学会和一些语言工作者交换了意见。
       1980年7月11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了一次发起单位的联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安徽、北京、甘肃、广东、湖北、吉林、山东、陕西、山西、上海、天津等省、市语言学会、四川省语言学会筹备组和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筹备组、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研究会筹备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单位的代表共二十多人。这次联系会议决定了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的会址、会期和议程,推定了大会筹备组,草拟了学会章程(讨论稿),通过了《成立中国语言学会倡议书》。会议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湖北省语言学会负责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
       筹备工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得到湖北省委宣传部、文教部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军区、华中工学院、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中南民族学院、武汉师范学院等单位的具体支持,得到许多省、市、自治区语言学会和语言文字专科学会、研究会及广大语文工作者的热情支持。港澳地区以及侨居海外的语文工作者也十分关心这次大会。
       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晚上,举行了预备会。预备会同意大会的议程为:讨论和通过学会章程,举行学术报告和学术讨论,交换对制订语言科学规划的意见,选举学会的工作机构。到会代表一致通过王力、吕叔湘等三十四位同志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陈章太为秘书长,邢福义和刘照雄为副秘书长。
       10月21日上午,举行了成立大会开幕式。
       这次大会,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代表前来参加。大会的正式代表共有一百九十五人,其中有许多是语言学界的老前辈,也有不少是著有成绩的中年同志。此外还有宣传、出版部门的一些代表。代表们济济一堂,共商发展我国语言科学的大计,大家心情十分激动,会场上一片热烈的气氛。
       湖北省副省长李夫全,省委宣传部部长焦德秀、副部长余英,省委文教部副部长朱九思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密加凡和湖北省一些高等院校的领导同志也出席了大会。
       开幕式由吕叔湘主持,王力致开幕词。王力兴奋地说:“这次大会,是建国以来语言学界空前的盛会。”“中国语言学会的成立,说明了广大语文工作者的团结,说明了广大语文工作者要求加强学术交流,决心通力合作繁荣发展我国的语言学事业,也说明了党和政府对语文工作的关怀和重视。”
       李夫全在大会上代表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向大会祝贺,向到会的全体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他说:“中国语言学会的成立,是我国语言科学事业发展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希望全国广大语文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焕发革命精神,齐心协力,为繁荣语言科学、为进一步贯彻执行党的各项语言政策、为促进‘四化’建设,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北京市语言学会代表张志公在会上发言说:现在,中国语言学会终于成立了,我们一定加强团结,共同努力,把我们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把语言科学的研究工作、教学工作推向前进。台湾省代表廖秋忠发言:这些年来台湾海峡两岸的语文工作者都共同关心着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他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台湾省的语言学者能来祖国大陆参加中国语言学会的年会。港澳地区的代表姚德怀在大会上介绍了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开展活动的情况。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的代表清格尔泰和外语界的代表李振麟也在大会上发了言。饶宗颐、夏青、甄尚灵、唐守愚等作了即席发言。
       大会收到了许多单位和个人的贺电贺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贺电说:“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过传统的范围,它同许多学科(其中包括自然学科)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它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显著。在向四化进军的新形势下,语言学工作者面对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贺电“希望这次大会的召开以及全国语言学会的成立,能够推动语言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上海语文学会的贺信说:“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的召开,正是语言科学形势大好的反映,表达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者在新长征的途程中努力奋进的决心”。华中工学院的贺信说:“华中工学院本是一所工科大学,目前正陆续增设理科和文科各系,准备办成一所综合性大学。我们希望短期内建立起语言学系,为发展我国语言科学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决心是很大的。我们殷切期望中国语言学会给予积极支持,也希望得到代表们的大力帮助”。新加坡周辨明先生的贺信说:“欣闻祖国语言学会召开在即,耄耋之年,无任感奋。敬祝大会完满成功,语言研究日益昌盛!”
       10月21日下午,与会代表分组讨论了《中国语言学会章程》(草案)。当天晚上主席团举行了会议,听取了各组讨论情况的汇报,研究了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最后委托张志公等五位同志对章程草案进行了修改。22日上午,大会主席团再次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章程草案,并决定:凡符合会员条件的与会代表和被选为学会理事的同志,都是中国语言学会的第一批会员。当天下午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章程。
       章程规定中国语言学会的性质是:“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宗旨是:“团结全国语言学工作者,努力发展和繁荣我国语言科学,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任务是:“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学会的会员分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语言(语文)学会,各专科学会、研究会,经申请可以为团体会员。凡在语言科学工作方面著有成绩,赞成学会宗旨者,由会员两人介绍,提出申请,经常务理事会通过,为学会个人会员。学会会址设在北京。
       10月22日下午和23日全天,有十三位代表在大会上作了学术报告。
       王力的报告以《我对语言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为题。他在回顾过去三十一年语言科学研究工作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时指出:“研究洋的东西、古的东西,有的成果在短时期内很难适应时间的需要,但是,只要是对国家、对人民、对科学发展有用的,就不能说是脱离实际的。”他还认为,对待外国语言学要积极地、全面地介绍,要引进外国的先进成果,但是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工作中要扬长抑短,要保证重点,要实事求是。关于培养人才问题,王力指出:可以考虑适当地集中力量在三几所有条件的大学办语言学系,开设较全的课程。语言学系也应该开设逻辑学、统计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生理学等课程。他深有感触地说:“我这一辈子吃亏就吃亏在不懂得数理化上。”
       接着,吕叔湘就中与外、虚与实、动与静、通与专的关系,对语言科学工作的过去和未来发表了意见。
       关于中与外,吕叔湘说:中国语言学有它的传统,西方语言学也有它的传统,现在要将这两个传统结合起来。关于虚与实,他说:理论从事例(数据)来,事例(数据)是理论的依据,在某种意义上也决定理论。对前人的理论当然要重视,但要靠自己验证。关于动与静,他说:近代语言学的发展,十九世纪有历史比较语言学,二十世纪有结构主义,最近二三十年有转换生成语法,主流是静态分析。静态分析很重要,但是仅仅停留在静态分析上是不够的。语言不存在于真空,要研究人们怎么样学习语言,使用语言。近年来与语言有关的新兴学科越来越多,几乎每年都有新的名目出现。对边缘学科的研究,常常需要两个学科的人合作,要互相有一定的了解才能进行有效的合作。关于通与专,吕叔湘主要谈了壮大队伍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大学里教课,各据一方,分工越来越细,而且常常把教学和科研对立起来,这样做利少弊多。
       吕叔湘在报告的结尾处附带谈了关于语言学科的规划问题。他说:规划不能订得太死,也不能太活。制订规划,还要熟悉国内和国外的情报。
       严学宭回顾了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并且认为现在我们还要重视传统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不能认为那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他说:十年浩劫,耽误了我们美好的时光。剪除“四害”,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条件。
       罗竹风结合《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论述了语文词典的性质和任务。报告中说,《汉语大词典》在确定收词原则时着重考虑了汉语词汇三方面的因素,即:共时性与历时性,稳定词与变异词,以及实用价值的大小。他认为词典编纂工作必须明确语文词典的性质、任务;设置专门机构;建设专业队伍。还要不断积累资料,掌握丰富的资料是保证质量的前提条件。
       张志公在报告中呼吁教育部门和语言学界重视各级学校语文教学里的语言教育。他说:语言教育是语言应用所应该包括的一个内容,应该把语言教育当作语言学界的份内事。
       周有光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组的情况以及文改会已经开展或正在开展的一些主要工作向大会作了介绍。他说:现在已成立了修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委员会,准备明年公布修订结果。希望两次简化之后能稳定下来。
       王均在报告中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他呼吁出版界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工作给予支持。他说,不是没有研究成果,而是有了研究成果很难出版。
       王宗炎集中了中山大学、广州外国语学院、济南大学部分英语教师的意见,作了《关于我国的英语教学和研究》的报告。报告中有几个数据引起了与会同志的注意:1980年中山大学招收新生,理科各系共招676人,其中英语不及格的占71.75%(零分至29分的占22.78%)。文科各系(外语系除外)更差,在379名新生中,不及格的占93.94%(零分至29分的占68.07%)。南宁师范学院1980年语文系和政治系共招收新生120人,英语成绩及格的一个也没有:零分至29分的112人,占90.33%。
       伍铁平的报告从历史到现在,从各方面论述在国外为什么把语言学看作一门领先其他学科的科学。
       刘涌泉在报告中介绍了语言学发展的新情况。他说,语言学的新发展是时代的要求,自从计算机与语言学结合之后,语言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还说,机器翻译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其所以迟迟不能付诸应用,原因就在于语言研究工作还不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他希望语言学界能通力合作。
       赵诚对古文字研究工作的过去以及近几年来的研究概况作了介绍。他指出:资料书、工具书多年未曾出版;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四处堆积而无人整理;尤其严重的是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威胁着这一学科的正常发展。
       熊正辉在报告中对今后几年的汉语方言调查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说,1956年《语言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把汉语方言调查列为汉语研究的三个重点项目之一。在完成汉语方言初步普查之后,要进行三项工作:1、全国汉语方言调查,绘成汉语方言地图;2、重要的汉语方言的深入研究;3、汉语方言综合研究。这三项工作在今天仍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分成几个阶段来完成它。
       李临定在报告中通过例证说明过去运用句子成分分析法所存在的问题。他说,句子成分分析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句子的各个部分该是哪一种句子成分。但是这些句子成分缺乏共同的类的特征。因此,这样做,在结构形式方面便没有什么好谈的,这必然导致忽视对语法特点的揭示和研究。他认为,经过研究,凡是有助于深入揭示汉语语法特点的方法,我们都可以采用,不要非“把组成句子的六种成分做出发的重点”不可。
       10月25日下午和26日上午,与会代表分组进行了学术会议,并且交换了对制订语言学科规划的意见。许多同志认为,张志公在大会学术报告中呼吁重视各级学校语文教学里的语言教育,这是很重要的。于漪说,一个人成材,因素很多,启蒙不能马虎,这对一个人的成长起很大作用。现在中小学语文教师受到的压力很大,指责的人多,指导的人少。不重视语言教育,后果不堪设想。语言学的各个方面都同中小学语文教学有关,希望中国语言学会重视和关心中小学语文教学。
       宋学说,只管大学生、研究生,那就像只管后期追肥,庄稼长不好。现在大学生的语文水平也相当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小学基础没有打好。我们应该从小学教育抓起。
       张静认为层次分析法也有缺点。第一层只有两部分,第二层以下都不是直接成分,直接成分之间的关系不管了。析句步骤是机械的,把不同句子都看成一分为二的句子。析句结构简单化,没法归纳句型。中心词分析法与层次分析法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其中之一。他说,能不能找第三种方法?即一种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方法。
       陆俭明认为中心词分析法与层次分析法不是各有多少优缺点的问题,而是实际上反映了看法上的分歧。应该从根本上取得一致认识,可以展开讨论。他同意这样的意见:语法研究的路子要走得宽一点;要扎扎实实做点研究工作。
       黄典诚认为,汉字可以简化,但一定要有像老汉字那样的特点,放在任何一个汉语方言里都适合。简化可以适可而止。简到笔划很少了,人们也用惯了,人家就可能得出一个结论:简化字比拼音文字方便。搞拼音文字,无非是要汉字现代化。“二简”能简好,也就算了。
       胡明扬认为理论和实践都重要,两者应尽可能结合。他说,我国语言学的历史充分证明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性。引进国外的语言理论大致有三种方式:1、消化了有用的理论,以此研究了汉语,中国化了,把具体的成果拿出来。2、又介绍理论,又有一定的实践。3、单纯介绍理论,这在文献浩繁,新学派新学说如雨后春笋的情况下,还是很必要的,但是应该尽可能做到介绍得深入浅出,明白易懂,不然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10月27日,各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们是:张静、黄绮、饶秉才、李振麟、拿木四来、于漪和王希杰七位同志。黄绮希望组织人力进行汉语通史的研究。饶秉才说,要尽快调查行将消失的某些方言点的现象,要把方言调查同方言研究结合起来。李振麟说,学会成立后,应提倡几件事:引进或介绍西方语言学理论;抓语言研究工作的现代化;学术要民主;加强人才、学术交流;加强培养语言学队伍等。拿木四来建议,中央有关部门要举办少数民族中级语言研究人员进修班,国际学术活动要考虑少数民族语文工作者参加。王希杰谈了四点意见:应当加强理论研究;应当提倡学术民主;应当注意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现代化;应当支持学派的产生和发展。
       大会决定,聘请胡乔木、叶圣陶、胡愈之、郭绍虞、于省吾、范存忠、丁声树为顾问,王力为名誉会长。10月27日上午,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学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秘书长、副秘书长。共选出理事一百三十一人,并选举吕叔湘为会长,傅懋勣、季羡林、罗竹风、严学宭,朱德熙为副会长,陈章太、傅懋勣、季羡林、李荣、吕叔湘、罗竹风、马学良、倪海曙、清格尔泰、邢公畹、许国璋、严学宭、张涤华、张志公、周祖谟、朱德熙为常务理事,陈章太为秘书长,刘照雄、陆俭明、邢福义、许宝华、赵诚为副秘书长。
       10月27日下午,大会胜利闭幕。吕叔湘致闭幕词说:这次大会的召开,“表现了语言学界的大团结,显示了语言科学的兴旺发达,标志着语言研究工作经过一段不幸的挫折之后即将迈向一个美好的新阶段”。他指出:“发展语言科学的事业是时代的要求。科学技术的进展,需要语言文字工作;文化教育的提高,也需要语言文字工作。语言工作者担负着时代所赋予的光荣而繁重的任务。我们要把这次大会作为新的起点,团结起来,努力工作,争取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优异的成绩。”
       大会闭幕之后,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会议决定:1981年10月在成都召开第一次年会;编辑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文件汇编,在1981年6月前后出版;筹备1981年上半年成立学会的学术委员会和学会的办事机构秘书处;筹备《中国语言学报》和《中国语言学会通讯》;尽快着手吸收一批会员。
       理事会结束后,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对理事会的若干决定作了初步安排。其中关于第一次年会,由中国语言学会和四川语言学会主办;关于主办“研究班”,拟先办语法研究班、方言调查研究班、语音和语音实验研究班。研究班先以提高为主,以后适当兼顾普及。时间两个月左右,主要利用暑假。每期学员三十至五十人,原则上为学会会员,适当吸收非会员。关于《中国语言学报》,拟于第一次年会后编辑第一期,约于1982年年中出版。
                                                                                                                                                                         (记者)
                                                                                                                                       (《中国语文》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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